安特生是瑞典著明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在东谈主生最富创造力的岁月扎根中国。他创举了仰韶文化的盘考，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东谈主古迹发掘的大幕kaiyun，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东谈主之一。安特生的主要学术遗产保藏在瑞典东方博物馆。从北极探险家到中国考古前驱，他的一世充满冒险与碎裂。
撰文 | 范明
本年是瑞典著明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诞生150周年。1914年，安特生当作北洋政府矿务照看人第一次来到中国。1921年，他主导发现并发掘了在河南的新石器时间仰韶文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之后安特生又赶赴甘肃和青海等地进行磨练，发现了一系列此前未知的石器时间和青铜时间文化遗存。安特生的科考酬报均由中国地质有观看所主理的《中国古生物志》发表，引起了外洋范围内的鲁莽关注，为现代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现代地质学自诞生以来就与古生物学、动物学和考古学密切相干，安特生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在地质有观看进程中巧合发生的。他的意境有观看涵盖了现代外洋地球科学中更鲁莽的跨学科盘考范围，并为寻找东谈主类先人和中汉时髦的起源作念出巨大孝顺。
安特生切身履历了民国年间中国社会的风浪幻化以及终点难懂的现代化程度，包括北洋时期的多元政事、洪宪帝制、张勋复辟、五四领悟、国民立异以及日军侵华等紧要事件。他与袁世凯、张謇、丁文江、胡适、傅斯年等重要东谈主物均有径直往复，与瑞典王室、政商界高层以及学术界也有考究的私东谈主关系。
伸开剩余95%安特生对于中汉时髦的价值有着私有见识，他与中国的一又友和同业通盘，在东西方时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瑞典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扬·罗姆加德（Jan Romgard）参考了大量原始档案贵府、采访了多位当年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中瑞科学家的后东谈主，于2018年出书了《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作家在书中叙述了在一个以渴慕探索为特征的时间，瑞典初度与欧洲以异邦度进行紧要科学交流、并实在被淡忘的故事。
左：安特生的肖像油画，右：《停留在中国的极地探险家》封面
北洋矿政司的安照看人
安特生降生于瑞典中部纳尔彻省（Närke）克尼斯塔（Knista）教区，是一双农场主独一的孩子。他从少年时间起就对地质学盘考感兴致，十几岁时得回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NRM）的奖学金，于 1890-1895 年间在纳尔彻和波罗的海厄兰岛（Öland）从事化石网络的夏令工作。1892年安特生投入乌普萨拉大学学习，1898 年被NRM招募赶赴北冰洋上的斯匹次卑尔根岛（Spitsbergen）进行极地探险。次年安特生又当作熊岛（Björnön）探险队队长复返北极地区，并于1902年完成了跨学科论文《熊岛地层和构造论》，得回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该校任教。1901-1903 年间，安特生参加了奥托·诺登舍尔德（Otto Nordenskjöld）探究的瑞典第一支南极探险队。探险归来后，二东谈主合著了《南极——冰天雪地的两年》一书，得回寰宇声誉。
1906 年安特生被任命为瑞典国度地质有观看所（SGU）长处，1911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在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瑞典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中，当然资源的开发被视为国度现代化的先决条款。瑞典是欧洲重要的铁矿产地，相干的科学盘考处于寰宇最初地位。恰是在这一配景下，第11届万国地质大会于1910 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安特生被任命为大会通告长，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谈夫（Gustav Adolf）致开幕词，大会的主要议题是铁矿石资源、冰河后征象变化、冰川侵蚀、寒武纪动物群、前寒武纪和极地地质等。会后安特生当作组织者，促成人人范围内对铁矿石资源和征象变化进行有观看，主编并出书了两卷本的《寰宇铁矿志》。此次大会成为瑞典地质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及几年后在地质学、考古学方面中瑞两国联结的前奏。
1903年冬，安特生（中）与两位探险队友被困在南极但愿湾，获救后所摄
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时期之一。清帝逊位，军阀混战，对于腾达的中华民国来说，铁和煤是国度现代化的重要撑持，而那时中国采矿业填塞处于异邦抑止之下。经曾任山西大学堂地质学和化学教员的瑞典东谈主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öm）推选，瑞典首任驻中日公使Gustaf Oscar Wallenberg与种植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矿政司司长杨廷栋等官员进行了两年附近的商谈，安特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司高薪礼聘为照看人。他从SGU请了一年学术假，与包括新常富、丁格兰（Felix Reinhold Tegengren）等瑞典同业通盘乘火车穿过西伯利亚，于1914年5月16日到达北京。是年7月3日，他在北京渡过了40岁生辰，并吞天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接见。安特生莫得意想的是，不久后一战爆发，寰宇因此改换，而他我方则在中国停留了11年之久。
安特生十分了了我方当作北洋政府矿务照看人的职责，即是“在职何情况下都将代表中国政府的利益”抗拒列强，另一方面，瑞典政府和商界也但愿他诈欺这一契机为瑞典在华利益的耐久发展服务。来到北京后不久，安特生即入部下手寻找新矿产并绘画资源舆图，他与新常富等东谈主很快在河北庞家堡勘测到了特大铁矿。1914年下半年，安特生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中国采矿业制定法式。8月底日本对德讲和后，他感到与十年前日俄打仗期间的瑞典方法十分相似。安特生在11月28日提交的《对于中国改日钢铁工业》的酬报中，建议北洋政府像当年瑞典国会那样，将两个重要铁矿国有化，他的照看人合同也因此延伸一年。1915年春，安特生第二次与袁世凯会面，用矿石标本和图纸进行了两个小时的陈述。1916年，他因铁矿勘查有功，受到时任大总统黎元洪的嘉奖。
安特生在《龙与洋鬼子》一书英文版的序论中写谈：“在北京的岁月里，我庆幸地生活在一个受过现代学术西宾的科学和文化的先进学问分子圈子里。因此使我相识了另一个中国——她充满了新的精神力量，渴慕接受西方时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同期也毅力到我方文化遗产有价值的人命力。”这些有识之士试图从巨大不胜的场合中重建我方的国度，丁文江（1887-1936）是其中最特出的一位。1911年，丁文江得回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学位后归国，1913年出任矿政司新开办的地质盘考所首任长处。1915年新年开头，安特生在位于北京戎马司巷子的矿政司办公室，与刚从云南磨练归来的丁文江再见。丁文江憨厚的品格、深厚的学养、超卓的才华、义结金兰的英语，如同北洋官场上的一股清流，给安特生留住了潜入印象。
尽管政局泛动，并莫得妨碍科学盘考的解放高潮，1915年，丁文江和安特生运行有计划中国地质科学的发展远景。面对短少东谈主材、资金、典籍和现代化实验设备等多重贫寒，他们决定从三方面入部下手。当务之急是尽快诞生和完善孤立的地质有观看所，这是之前丁文江还是作念的事情，为此安特生匡助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等东谈主培训了中邦原土第一代地质学家，还率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其次是建立一个地质博物馆并进一步建成地质学的学问库，这是安特生没世不忘的事情。另外即是连接还是运行的与瑞典NRM的交流联结，安特生诈欺暑期回瑞典省亲的契机，将他和丁文江在中国磨练时发现的矿物和化石在斯德哥尔摩的实验室进行分析，而且把老东家瑞典SGU的一些展览拍下相片，当作野心中的地质矿产排列馆的模板。在矿政司，东谈主们都称呼安特生为 “安照看人”。
网络古生物化石
1916年3月，矿政司与安特生续签了五年照看人合同，他同期作念出了一个紧要决定，即向瑞典政府递交辞呈，辞去SGU长处的长久职位并移居中国。这在那时的瑞典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引起了公众把稳和媒体报谈。安特生合计我方与丁文江正在从事一项地质学历史上全新的、道理的、创举性的职业，从此他把位于北京东皇城根大草厂巷子的居所当成了我方信得过的家——在家里他被称为“安老爷”，中国也成为安特生的第二故乡。1916年夏天，地质有观看所在戎马司巷子9号院（现为15号院）认真挂牌开张，开展了那时瑞典范围最大的外洋科学联结神色。安特生与丁文江十分默契，两东谈主一同创造了中国地质学史和史前史盘考上的诸多奇迹，地质有观看所是民国时期诞生最早、范围最大、最具外洋声誉的国立盘考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
北京戎马司巷子的地质有观看所原址（笔者摄）
1914年安特生刚到中国时，赶赴京西斋堂煤田磨练，网络到了大量近两亿年前的侏罗纪植物化石，因此发现了叠层矿石的有机起源。1916年头，他在一次磨练归程半途经山西与河南交壤处的黄河，在河岸的陡崖上发掘到了一些蜗牛壳化石。经瑞典NRM的巨匠分析坚决，这些化石来欣喜约5600-3400万年前的始新世，是初度在中国发现的第三纪地层。同庚夏天，安特生又在山西和北京等地发现了象牙、水牛和犀牛的骨骼化石，而之前从未传说过这些脊椎动物曾在如斯阴寒干燥的场地糊口。这一系列发现使安特生强烈嗅觉到，他与丁文江对于中国史前史的联结盘考将是我方一世中难得的机遇。15年前安特生也曾站在具有填塞不同征象的南极大陆上，却面对雷同的挑战。那次远征发现了大量新地点和物种，为“大陆漂移学说”提供了有劲凭据。
1916年袁世凯物化后，中国政事势力堕入分裂气象。由于资金短缺，安特生的地质磨练工作也严重受阻。在1917年7月张勋复辟占领北京城的十几天里，“安老爷”在大草厂巷子的四合院吊挂了瑞典国旗，成为他的中国共事、一又友偏执家东谈主的临时避风港。那一年，安特生邀请瑞典NRM的古植物学家赫勒（Thore Halle）来华工作一年，对约莫三亿年前的石炭纪煤层进行古植物学有观看。地质盘考所第一批毕业生周赞衡当作助手，一直奴婢赫勒在中国工作。25岁的周赞衡得回瑞方资助，于1918年11月7日当作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来到瑞典，在NRM师从赫勒盘选取生代古植物学。他是当年在斯德哥尔摩独一的中国东谈主，十分合适哪里的生活，很快就学会了瑞典语。瑞典大报《逐日新闻》还采访了周赞衡，并将他的相片刊登在报纸头版。
1919年是中国近代史优势波幻化的一年，亦然中瑞科学联结史上要害的一年。丁文江当作翻译和科学照看人，随同梁启超列席巴黎会通并在欧洲磨练之后，越发感到以工业化救国济世、使中国融入现代化国度行列的紧迫。是年7月，丁文江应赫勒之邀探望安特生的故国瑞典，于21日抵达斯德哥尔摩。1904年康有为曾寄居斯京（当地华东谈主对斯德哥尔摩的亲切称呼），深为哪里的山光水色、东谈主文风情蛊惑，而丁文江却莫得那么多闲情逸致。他在赫勒及周赞衡的随同下，参不雅了落成不久的NRM实验室和办公室。当晚赫勒宴请丁、周二东谈主，以及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地质学家丁格兰、企业家和缓助东谈主拉格雷利乌斯（Axel Lagrelius）等客东谈主。在晚宴上，丁文江向在座的几位巨匠翔实了解瑞典的采矿和钢铁工业。他连夜乘坐火车，赶赴北部城市基律纳（Kiruna），参不雅磨练了瑞典最大的铁矿。
安特生等东谈主的工作不仅是一个对于中国当然历史的短期神色，而且与19世纪末以来瑞典科学家的极地探险以及对于地球征象变迁的盘考密切相干。1913年，安特生和诺登舍尔德通盘创立了瑞典南极委员会，原野心与大英博物馆联结开展新一轮南极科考，由于一战爆发而搁浅。1919年9月4日是中瑞联结史上具有重要道理的一天，南极委员会主要成员开会决定将称呼改为“中国委员会”，建议政府将蓝本答应拨给南极科考的经费转向安特生在中国的盘考野心，由拉格雷利乌斯担任管库。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是一位著名考古学家和艺术欣赏家，尤其酣醉东方历史文化。他于1921年景为中国委员会新一任主席，进一步进步了中国神色标声望，并有助于得回更多的私东谈主和国度资金。1950年王储登基后仍暖热于中国委员会的工作，直到1973年物化。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存的安特生在华磨练和丁文江的签名照（笔者摄）
1919年秋天，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北京”号汽船从日本唐津港起程归国。途经上海时，装载了82箱动植物化石标本，野心运往瑞典NRM进行坚决后再返还中国。汽船可怜在台湾海峡失事，古生物化石全部千里入海底。这是自1914年以来，安特生和赫勒等在中国网络到的实在统统化石，以及中国地质有观看所尚未坚决的古植物化石保藏。这意味着两国科学家以前的统统力争全部清零，一切都要从新运行，对于刚刚起步的中瑞地质学联结形成了千里重打击。径直受到影响的是正在斯德哥尔摩的周赞衡，他原订的学习野心即是与导师赫勒通盘分析盘考这批古植物化石。为此，赫勒只消向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借来他的私东谈主保藏当作替代品，其后在安特生及助手的匡助下又重新网络了一批化石。1922年周赞衡学成归国，成为中国第一位古植物学巨匠。
仰韶村的彩陶文化
在“北京”号汽船失过后的第二年，腾达的中国地质有观看所及中瑞联结碰到了坚强的竞争敌手。位于纽约的好意思国当然博物馆野心组织一次对中国的跨学科全面磨练，他们盘算推算以北京为基地，将发掘到的化石标本运回纽约进行分析坚决，情理是中国莫得掌抓现代分析盘考要道的机构。为幸免冲突和重迭性工作，丁文江和安特生致信好意思方，奉告地质有观看所野心磨练的地区，差别了不同的盘考范围。二东谈主感到当务之急所以地质有观看所的口头创办一份专科期刊，用于发表中瑞科学家的联结科研后果，为此开荒了专项出书基金。由于经费短缺，安特生捐献了我方的近一半照看人薪金，合计两万五千元银洋，于1922年认真出书《 中国古生物志》（Palaeontologica Sinica）期刊。与许多国度只想从中国窃取资源不同，中瑞之间的联结野心创建了新鲜的双赢模式。
在安特生的力争下，瑞典中国委员会决定将其从政府得回的经用度于支付中瑞之间的输送、安特生的意境有观看，以及地质有观看所雇用青年学生网络标本的用度，截止到1924年的资助卓绝十万元银洋。为了合适行将增多的工作量，举例按时返还在瑞典分析的化石标本、实时撰写科学酬报和论文等，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的盘考戎行也赶快扩大，招收了新的盘考助理和博士生。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和拉格雷利乌斯也参与了资金的召募工作，举例争取到了瑞典洋火大王克鲁格（Ivar Kreuger）对《 中国古生物志》的出书缓助，由丁文江出任主编的期刊其后成为寰宇一流学术刊物。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诞生，地质有观看所建成了中国第一个公立当然科学博物馆——地质矿产排列馆以及地质藏书楼，安特生曾任排列馆第三任馆长。
中国地质学会诞生地的合影：最左是安特生、最右是德裔好意思国地质学家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前排左一至三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颢
1921年春，应安特生的要求，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学教悔维曼（Carl Wiman）派来了年青的奥地利籍博士生师丹斯基（Otto Zdansky）作他的助手，以增强对好意思国的竞争力。师丹斯基的工作由中国委员会资助，他提倡的条款是统统根据我方的盘考发表的论文均以其个东谈主签字。1900年前后，列国古生物学家都在寻找东谈主类发祥地，德国驻华使馆的哈伯勒（K. A. Haberer）曾在北京的药店收购了大量龙骨，后经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舒罗塞（Max Schlosser）坚决，其中有一颗很像东谈主类牙齿。1918年，安特生就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一带磨练早期东谈主类行为遗迹。三年后得知隔邻的龙骨山有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他安排师丹斯基赶赴，在著明好意思国古生物学家谷兰阶（Walter W. Granger）指导下从事发掘工作，成绩甚丰，从而拉开了周口店北京东谈主古迹发掘的大幕。
1920年深秋，安特生派助手刘长山到河南西部寻找哺乳动物化石。年底，刘长山带回北京数百件石斧、石刀等各式石器，均购自并吞个地点——渑池县仰韶村。1921年4月，安特生带着五个东谈主第一次来到距离渑池县城15里远的仰韶村，他们每天在村子周围不雅测、影相、磨练，在冲沟断面上发现了彩陶与石器共存的征象。他们在八天时间里网络、购买到了大量的石器和陶片，以及少许骨器和蚌器，装满四大箱运回北京。安特生回京后作念了一年考古学盘考，初步判定仰韶村是中国邃古时间的一处重要文化遗存。他将我方的想法告诉了丁文江和翁文灏，得到了二东谈主的支柱，而且得回北洋政府的批文。1921年10月，安特生和袁复礼、师丹斯基等通盘在仰韶村进行了中国第一次现代考古发掘。他们在36天中一共开挖了17个发掘点，持续出土了大量文物。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藏的仰韶彩陶
回到北京后，安特生运行入部下手坚决这些文物。在C-14定年法尚未问世的年代，独一的要道即是与同期细目了年代的文物比拟较，然则在那时的中国，莫得一件不错用来当作参照物的文物。因此安特生只得将视线彭胀到中国境外，查找了大量西方地学者对于7000多年前中亚地区安纳乌文化古迹的文件贵府，发现时仰韶村出土的陶器与安纳乌的彩陶有着极其相似的斑纹和色调。安特生以仰韶古迹发掘为基础撰写了《中华邃古之文化》一书，初度提倡“仰韶文化”的主张，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间的假说。经过系统全面的盘考、坚决和论证，巨匠们一致认定安特生的判断，即仰韶古迹是中华英才新石器时间的文化遗存。“仰韶文化”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认真定名的邃古文化体系，仰韶村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最先。
耐久以来，丁文江包袱着家庭经济的重负。1921年底，丁文江辞去了地质有观看所的工作，转任名誉长处，而由翁文灏接任长处一职。丁文江卖掉了北京的房产，赶赴热河担任北票煤矿公司总司理，但他在学界仍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经常战斗于北京、天津、沈阳，以及北票所在的热河向阳县。每当丁文江回到北京时，就借住在大草厂巷子安特生的家中，他们经常在早餐时一边喝茶，一边闲扯。午夜时间，两东谈主暂时忘却坚苦的普通，坐在北京星空下的院子里享受良晌宁静。有时傍晚丁文江得闲，胡适和翁文灏也会造访，这犀利常难得的智者间的交流时光。其后安特生回忆谈：“咱们最大的乐趣即是听地质学家丁文江博士带着他绝不遮挡的怀疑方针，对那时的政坛东谈主物进行辛辣的形容，而胡适总能玄机地为这么的神态添加想想上的注解。”
甘肃考古与北京东谈主
1922和1923年之交，安特生与地质有观看所的谭锡畴通盘在山东蒙阴发掘出了中国较早的恐龙化石，经师丹斯基辨认为一种从未发现过的蜥脚类长颈恐龙，其后被定名为“师氏盘足龙”（Euhelopus Zdansky）。为了寻找华夏与中亚史前文化之间的可能筹商，安特生又于1923年6月率队沿着黄河赶赴大西北，他服气中汉时髦与其他时髦古国一样，都依赖于大河流域的馈遗和助长。磨练队在以兰州为中心、半径400公里的甘肃及部分青海地区寻访探考，发现并系统发掘了包括都家坪、朱家寨、马厂沿、半山等约莫50个古迹，涵盖重新石器时间末期到青铜时间初期各个阶段的史前时髦。终点是在黄河支流的洮河流域，安特生找到了中国彩陶类型最为丰饶、存量最为丰富的文化遗存。1924年10月29日，磨练队带着225箱文物满载而归，回到北京。
在西北地区为期16个月的磨练和发掘工作，使得安特生填塞烧毁了专科的地质有观看，把余生献给了考古学。1925年头，安特生在位于丰盛巷子的地质矿产排列馆展出了西北之行的考古发现，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庚春天，他在北京各大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并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磨练酬报。东谈主们诧异地得知，在西部边域之地确切有如斯之多肖似于仰韶古迹的史前文化遗存。安特生的后果也激勉了外洋学术界的鲁莽关注，好意思、英、法等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纷繁来华进行考古发掘。浓烈的外洋竞争引起了安特生的不安，还是进行了八年之久的中瑞联结面对巨大挑战。在安特生、丁文江、翁文灏等东谈主的力争鞭策下，1925年2月，两国政府签署了左券，起初将安特生考古发掘所得文物全部运去瑞典记载和初步盘考，然后将其中一半分七次送还中国。
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保藏的甘肃考古文物
此时安特生面对两种遴选：一方面，斯德哥尔摩高专的地质学教悔职位恭候他上任；另一方面，他得到北洋政府矿务照看人的两年续聘合同。由于有了中瑞政府的左券，安特生确当务之急是回到斯德哥尔摩建立一个博物馆，用于保藏属于瑞典的那一半文物。为此他央求并获批从北京的照看人位置下野一年，将斯德哥尔摩的教悔工作推迟到1927年运行，建立博物馆的野心也得到了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的全力支柱。1925年5月20日，安特生完成了对于自1918年以来瑞中科学家的联结以及已发出和返还的考古发掘品的好意思满酬报。他在中国贯串工作了11年之后于该年7月1日踏上归程，好多东谈主前来为他和第二任妻子兼助理艾尔莎（Elsa）送行。7月17日，安特生佳偶抵达斯德哥尔摩，全新的工作行将伸开。
在回到瑞典后的一年里，安特生撰写了《龙与洋鬼子》一书，先容他在中国的履历和见闻，其后被译成多种笔墨出书。1926年，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新诞生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的东亚考古学教悔和馆长，而且租用了斯德哥尔摩商学院新建大楼三层当作博物馆馆址。东方博物馆兼具盘考和展览双重功能，为此安特生招募和培训了对考古发掘品进行制备和拍照的专科东谈主员。1926-1927年间，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携王储妃环球旅行，同期进行考古与艺术历史方面的盘考，中国事此次旅行中最重要的一站。1926年8月11日，安特生与新常富、拉格雷利乌斯一同回到北京，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10月份来华的王储佳偶进行各式准备。在王储伉俪探望期间，安特生和翁文灏等东谈主野心举办一次外洋学术会议，展示中瑞两国多年来的联结后果。
在此次离开瑞典之前，安特生曾给乌普萨拉的维曼教悔写信，了解其探究的古动物专科近来在化石测定方面的进展。到京后不久，安特生就收到维曼的答信，其中最令他震动的两个字是：“东谈主属”（Homo Sp）！自从八年前安特生到周口店磨练，永恒莫得健忘哪里可能荫藏着东谈主类起源隐讳的岩穴，他早有益想而且最渴慕的论断终于得到确认。其实师丹斯基回到乌普萨拉后，很快就在周口店的化石中找到了原始东谈主类的牙齿，然则秉性内向严慎的师丹斯基却莫得实时向安特生酬报这一发现。1926年10月22日，中外学者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会堂为王储佳偶举办了恢弘的迎接会，梁启超、翁文灏等东谈主作念了酬报，这是中国粹者初度对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及中瑞联结进行总结。在迎接会达成前，安特生通告了在周口店发现两颗东谈主类牙齿化石的音问，将会议推向热潮。
古斯塔夫·王储佳偶（前排左一和左三）探望太原，前排右一为新常富，二排左二为拉格雷利乌斯、右一为安特生
11月14日，瑞典《逐日新闻》报纸头版刊登了题为 “在乌普萨拉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东谈主”的音问。这一重要发现那时虽未得到学术界一致公认，但为促成地质有观看所与协和医学院签署联结左券、诞生腾达代盘考室、大范围发掘周口店东谈主类古迹发掘奠定了考究基础。最终于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发掘出第一个好意思满的北京东谈主头盖骨化石。中瑞两国在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联结硕果累累，斯德哥尔摩高专、乌普萨拉大学及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与中国建立了耐久联结关系，有些工作延续于今。1922-1929年间，在地质有观看所主理的《中国古生物志》期刊上，卓绝半数的论文是由瑞典科学家或中瑞两国科学家联结发表的。1926年的秋天是安特生和丁文江东谈主生中的高光时刻，两东谈主在瑞典和中国成为超等明星。
未竟的职业
1926年冬，瑞典著明探险家和地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北京，与北洋政府协商，野心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柏林至中国的航路，组织一次以西方科学家为主的对中国西北地区全面的科学磨练。经安特生的建议和匡助，赫定拜访了地质有观看所长处翁文灏，次年二月订立了左券。当左券执行传出后，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不悦。3月5日，北京大学盘考所考古学会、古物排列所等学术团体的代表召开要紧会议，诞生“中国粹术团体协会”，发表了《反对异邦温情接纳中国古物之宣言》。安特生身不由已地卷入这场争端，在两边之间援助和探究。经过反复谈判与有计划，赫定终于在4月26日与中国粹术团体协会签署了联结左券。1927年5月9日，由中瑞两国科学家构成的西北科学侦查团从西直门火车站起程，历时八年，取得了令众东谈主宝贵标建设。
左：安特生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的《甘肃考古记》；右：安特生在为初建的东方博物馆布展
在西北科考团起程的并吞天，安特生也在哈尔滨登上泛西伯利亚列车，告别了我方先青年活了12年之久的第二故乡。终末两年的忙碌奔跑，终点是对于赫定西北科考团的各式纷争起落，使得安特生身心困顿。在斯德哥尔摩家中的海边别墅和意大利里维埃拉疗养了三个月之后，他才徐徐收复。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安特生运行分类整理从中国挖掘和收购的文物，与列国同业切磋交流，举办学术会议和展览，坚苦而豪阔见效。1929年安特生创办了《远东博物馆馆刊》，在创刊号上轻便回首了我方在中国的履历，他的两部文章《中国东谈主和企鹅》与《黄土的儿女：中国史前史盘考》接踵问世。1931-1933年间，由于瑞典克朗增值及资金短缺，《中国古生物志》的出书碰到贫寒，乌普萨拉大学的中国考古藏品无法定期送还，安特生为最终贬责这些问题作念了好多力争。
安特生离开中国之后，丁文江重返学术界，两东谈主一直保持通讯筹商。这期间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政府倒台，国民政府幸驾南京，北京成了“北平”，中华民国的学术最高殿堂——中央盘考院诞生。1933年，丁文江赶赴西欧和苏联旅行，了解不同社会轨制下科学院的运作方式。他在八月份回程途半途经斯德哥尔摩，故乡重游，拜访了安特生和赫勒等东谈主，参不雅了新建的东方博物馆。在安特生的家中，两位知己手持一杯清茶对床夜雨，他们驳倒往时的旧时光、科学与政事、东方与西方……似乎回到十多年前的北京大草厂巷子，这亦然两东谈主的终末一次碰面。丁文江归国后不久，即应中研院院长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职业。1936年头，49岁的丁文江在湖南勘测煤矿时，因煤气中毒可怜英年早逝，留住一段“峻岭活水遇知友”的佳话。
1936年11月下旬，安特生带着终末一批拟返还的文物，第三次来华工作。他在已迁到南京的地质有观看所新建大楼门前走下出租车，管待他的第一位中国留瑞学者周赞衡用瑞典语说：“迎接回到中国”，又与兼任行政院通告长的翁文灏共进晚餐。来华期间，安特生先后在南京和北平作了系列演讲，与同业们进行了学术交流。1937年6月，他在成都与中研院史语所长处傅斯年订立了简要的磨练左券，与史语所、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的同业构成“西康磨练团”，赶赴成都左近和西康地区寻找史前古迹。然则“七七事变”爆发迫使磨练团提前达成工作，安特生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最新盘考后果的野心也因此碎裂。在地质有观看所还举办了这些送还环物的展览，包括数百件史前彩绘陶器在内的许多物品在战乱年代下降不解。
左上图是1916年落成的瑞典国度当然博物馆大楼，其余三图为斯德哥尔摩东方博物馆在1926-1946、1946-1962、1963于今不同庚代的建筑（笔者摄）
1937年10-11月间，安特生目击了淞沪抗战和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在上海外洋饭馆11层的房间拍下了日军轰炸闸北的相片。在北平，安特生入住北京饭馆304房间，对面即是11年前古斯塔夫·阿谈夫王储佳偶下榻的豪华套房，此时已被日本东谈主占据。焕然一新的古都令他很是愁肠，几天后就告别了这座城市。1938年5月底转谈越南回到瑞典后，安特生撰写了21章272页的《中国为寰宇而战》，于1939年出书了英文版。在前半部中，安特生从北伐打仗、南京政府，到腾达活领悟、两广事变等，叙述了自从他前次离开后中国的变化。后半部中包括日本对华策略、“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的违反行为、列国对中日打仗的气派，以及安特生对东亚改日走向的分析，该书可能是最早向寰宇翔实先容中国当年正在发生的战事以及进展中国抗战寰宇道理的英文文章。
安特生初来中国时碰到一战爆发，而当他终末一次离开之际，恰逢二战前夜。安特生自合计一世中最明后的事，一是极地磨练、二是在中国的工作，在瑞典他被称为“中国的古纳”（Kina-Gunnar，Gunnar是安特生的中间名）。1939年，65岁的安特生退休，连接从事盘考和写稿，1960年10月29日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安特生永恒合计，延续数千年的中汉时髦从未中断过，在东谈主类历史上是跻峰造极的，他对中国的改日充满但愿和期冀。本年秋天，几位中国盘考东谈主员来到乌普萨拉大学进化博物馆从事联结盘考。他们借助现代 3D 扫描本领，将一百多年前从中国运来的哺乳动物化石原始标本数字化，从而以高分辨率可视化的格式盘考和分享化石数据。在中瑞建交75周年前夜，愿两国年青一代学者的联结为安特生创举的职业谱写新的篇章。
参考文件
[1] Jan Romgard: Polarforskaren som strandade i Kina, Fri Tanke, Stockholm, 2018.
[2] 韩琦：从矿务照看人、化石网络者到考古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科学行为，法国汉学（第18辑），2018.
[3] 李学通：揭示中国抗战的寰宇道理——安特生与《中国为寰宇而战》，抗日打仗盘考，2022.
2024年11月19日于斯德哥尔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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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北京市